第62章 从循实求名开始(4/4)

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竞比。

其实第三个层面的关系更重要、更复杂、更困难，却更隐形，即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纳与超越。百年来时风多变暗迭起，但不论是仿俄还是仿的激革新，中国人都从西方引了海量的思和学术，包括车载斗量的外来词，遍及哲学、宗教、科学、法学、文艺、经济学等各个领域，极大扩展和丰富了国人的视野，扩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近似值。检一诸多新型学科，如果说国人因此对西方欠一笔大人，恐怕并不为过。在这里，即便是“xx主义”和“xx化”也是重要的舶来品。它们至少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全球思想生态，知偏重、偏好、偏见本是生态的一分，在特定况甚至不可或缺——这当然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，在此从略。

不过，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居一个地球，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类生理基因遗产，却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、资源条件、历史过程以及文化传承，又无法完全活得一样和想得一样。有些洋词是对西方事的描述，拿来描述中国事并不一定合适；有些洋词在描述西方事时已有误差，搬到中国来更属以讹传讹——需要指的是，这夸大文化近似的教条主义，倒算得上一个真实的“主义”，近百年来在中国不幸地反复发作。有些知识人似乎被洋枪洋炮打懵了，只能一直靠西方批发想法，总是忙于打听西方的说法，争着在远方学界的注册名录里认领自己的份，以至文化骨症重到了残障程度：比如明明是说及吾国吾民之事，却念念不忘在关键词后加注译名，一定要比附欧的某些事例，上他国他民的思维典，否则就如无照驾车和无证经商，足以令人惶惶不安，足以招来同行们的窃笑和声讨。

其实，任何命名系统都有局限，都不是全能。不同的文化之间既可译又不可全译，比如中文里的“”就很难译，英文里的being也很难译，这完全正常。恰恰相反，难译之多是某文化最宝贵的优所在，是特殊的知识基因和实践活血之蕴藏所在，最值得人们用心和用力，如果能轻易地外译，倒是奇怪了，倒是不正常了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毫无难度全面对接的翻译过程，通常是一个文化民和文化阉割的过程，一个文化生态多样消失的过程，对于一个有志于自主创新的民族来说，无异于声频渐的警号。

从这一角度看，创新文化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创新词语，弘扬文化的端业务之一就是输词语，包括不避翻译难度、增加翻译障碍、使翻译界无法一劳永逸的词语，哪怕造成理论对外“接轨”大业的局混和一时中断也无妨——这有什么可怕吗？这有什么不好呢？说岔了就暂时岔一岔，说懵了就暂时懵一懵，可持续的差异、隔、冲突难不正是可持续的之必要前提？

一个不岔也不懵的满结局未必可靠，也未必是结局。

作为文化活力与生机的应有之义，作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峰的常规表现，历史一再证明，富日里不一定绽放好文化，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词汇，促成命名系统的不断纠错与校正。孔说：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面对一个全球化或多全球化织的时代，在度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，采众家之，避各方之短，从洋八中大胆解放来，在一大规模的自主实践中真正到循实求名，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必不可少，也非常急。

如果这一片土地上确有文化复兴的可能。

如果这里的知识群还有息。

2009年11月